好文推荐| 当代儿童“玩”缺失的危机
类别：家长学堂 发布时间：2020-12-10 10:25:42 浏览：969 次 [返回]
▊玩：一份进化的礼物
这是儿童探索馆阳光最充足的一个展厅。初夏正午的阳光从巨大的玻璃天花板直射在一个巨大的攀爬装置上，蜿蜒交错的台阶设计得像一片片巨大的树叶，让人想起魔豆与杰克的故事。但小孩子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三五成群，一边嬉闹一边往上爬，边爬边编一个故事。到了最高点，他们就假装自己是一只昆虫，或者蝴蝶，躲在一片树叶里。
“小虫”还不会攀爬，但一看到水就乐疯了，直奔水台而去。他当然还看不懂那些表现水流运动的科学装置，但这是他第一次可以无拘无束地玩水，仿佛他体内的某种原始能量瞬间被点燃了，只见他挥舞着两只小手，使尽全身力气拍击水面，搞得水花乱溅。旁边几个小小孩受了感染，也开始猛烈拍水，一边笑得前俯后仰。
小孩子身上这种玩的冲动与天性，到底从何而起？而作为成年人的我们，又是自何时失去的呢？我坐在水台边上看着我19个月大的儿子，想着他将来长大，是否也会像今天的我一样，玩心消耗殆尽，直到看到某个孩子玩到如此忘乎所以的笑脸，才意识自己失落了多么珍贵的东西。
在《童年的进化》一书中，埃默里大学的人类学家梅尔文·康纳（Melvin Konner）写道：“玩是一个生物学上的谜团：它耗费大量的能量，经常陷人于危险之地，似乎也没有任何明显的重点、目的或功能，但智商最高的动物——包括灵长类、大象以及头形巨大的鸟类却都是最爱玩的。”
对此，在科学界最受到认可的一种解释是，玩很可能是动物对未来生存技巧的预演，比如年幼的捕食动物（如小狮子）会不断地练习踩踏枯叶，这有助于训练它们的速度和灵活度。而年幼的被捕食动物（如斑马）则经常通过玩捉迷藏训练逃跑和躲藏。也就是说，进化设计了“玩”这种机制来驱动动物大脑的发育，以应付生存和繁殖要面对的种种挑战，一旦它们不再玩耍，大脑也就停止了发育。
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海鞘，一种丑陋的海底生物。在幼年期，它有一条原始的脊索，与身体前端的一些神经节共同构成一个功能性大脑，它就靠这个小小的大脑在海中觅食和避害，但一旦成年，海鞘的身体前端就渐渐长出突起并吸附在船体之类的地方，靠着经过的洋流带来足够的食物，然后它就变成了海洋里的“土豆沙发”，最终将自己的大脑吃掉，只留下一个神经节。虽然像史蒂芬·金写的恐怖故事，却以最极端的方式说明了一个最基本的自然法则：利用或者失去。一种能力一旦不再使用，就会慢慢退化，直至消失。
▊人生的金三角：爱、工作与玩耍
有人问弗洛伊德，怎样才可以过快乐而且有成效的一生，弗洛伊德说：Lieben und Arbeiten（爱与工作）。
心理学家大卫·艾肯（David Elkind）在后面加了一个词，Spielen，也就是“玩”。在他的理论中，“爱”、“工作”（努力）与“玩耍”构成了人生的金三角：一个人成年之后的悲剧，就是将三者分离开，或者三缺一。爱、工作却无玩耍容易身心疲惫，抑郁不欢；爱、玩耍却不工作，则不长进，游戏人生；工作、玩耍而无爱，则生命缺失意义。
但是，在一个人的童年，爱、努力与玩耍却是很自然地交织在一起的。当孩子用蜡笔画一幅画，他们学会了颜色如何混合。当他们用积木搭造出一个城堡，他们理解了结构与稳定性。当他们用小珠子编成一串手链，他们懂得了对称与花样。当他们玩“大富翁”或西洋跳棋时，他们学会的不仅是策略，还包括如何阅读别人的身体语言和语气，并从别人的眼睛中认识自己。当他们玩捉迷藏时，他们学会如何制定、遵守规则和互相尊重。这种自发自在的玩耍（与大人组织的活动，或者寓教于乐的教学不同）是孩子学习和理解周围世界的最基本模式，而且，他们热爱这个过程，从中获得无穷的乐趣。
1936年，瑞士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就提出，玩有助于孩子的认知发展。按照他的理论，孩子是通过玩来理解世界的。婴儿的玩是身体性的，他们用触觉感知世界，什么东西都要塞到嘴里。然后是练习式的玩——一个孩子不断爬上爬下，或者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一个瓶盖。再然后就是“想象游戏”/“假扮游戏”（make believe/pretend play），孩子从现实世界中吸收想法和概念，然后应用到虚构的世界中。对孩子的心智成长而言，这种假扮游戏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玩——通过想象，他们将大大的世界微缩到他们的智力能够掌控的大小。
小猫也会假装打架，但它们不会假装像人一样打架；而人类的孩子却会假装像猫一样打架，他们还会假装自己是公主、王子、海盗或超人。路上随手捡到的一个盒子就可以变成一艘船、一辆汽车、一架宇宙飞船——盒子很可能是一个孩子能得到的最好的玩具，因为它包含了无限的神秘性和想象空间。厦门感统训练馆感觉统合失调矫正机构
按照皮亚杰的观察，“想象游戏”从18个月大就开始了——一个小孩子会拿着勺子假装喂泰迪熊吃饭。这是一个他观察到现实生活中妈妈喂他吃饭这件事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内化这个信息。这时候他已经知道真实与虚构的区别。当他们慢慢长大，有了自己的玩伴，这种游戏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们会编织出不同的情境，扮演不同的角色，并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游戏中发生的冲突。
耶鲁大学心理系儿童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多萝西·辛格（Dorothy Singer）一生专注于研究这种“想象游戏”。她发现，这种游戏玩的越多的孩子，往往语言能力发育更快，社交能力更强，更具有领导能力。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涉及假装与想象游戏有助于孩子们发展一种关键的认知技能——执行性功能。执行性功能有很多不同的元素，核心就是自我管制。具有良好自我管制技能的孩子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克制冲动，遵守纪律。
3岁到5岁的孩子尤其专注于想象的玩。辛格博士认为这是孩子最有魅力的年龄——“他们处于想象力的巅峰，没有禁忌，没有压抑，没有恨意，毫无保留地向世界敞开自己。”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她说：“在我看来，‘玩’就是孩子训练内在的自我，模仿周围的行为，尝试新的事物。成年人常常觉得孩子的‘玩’非常‘孩子气’，显得幼稚可笑，但‘玩’其实是孩子应对未来现实挑战的演习，他们自己做出决定，自己解决问题，他们是强大而有力的。”
加州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艾莉森·高普尼克（著有《摇篮里的科学家》、《宝宝也是哲学家》）认为，孩子自发玩耍的方式与科学家做研究的思维非常相似——观察、假设、推理、实验、求证，由此形成对于周遭世界的因果脉络图，并对其可能性保持足够开放的态度——这是最有效的探索世界是怎么运行的方式。
在研究孩子如何通过玩耍理解周围的环境时，高普尼克提出了“探索”与“利用”的区别——孩子更愿意探索周围的环境，而成年人则倾向于利用周围的环境。“探索”意味着根据现实情况不断提出假设，想象新的可能性；“利用”则意味着要大量依仗过去的知识和经验，以节省时间，少犯错误。比起去一家新餐厅吃饭，去一家你常去的餐厅吃饭更靠谱。她同样认为，这种由玩耍所驱动的探索欲望在四五岁时达到最高值，之后，对于结果的关心会逐渐超过对过程的好奇。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年龄的孩子开始上学了。
按照大卫·艾肯的理论，“工作”（适应外部世界）开始取代“玩”而成为孩子生活中的主要动力——小学低年级儿童（6岁到9岁）学习阅读、书写、算数和计算的技能。虽然语言能力的获取与不断提高将把他们的想象力带向一个新的纬度，比如他们会学会写诗、讲故事、参加戏剧表演，但他们玩耍的天性不可避免要受到学校的压制，毕竟学校是一个成年人主导的环境，强调的是规矩和一致性。
▊玩的危机
在《玩耍的孩子：一部美国史》（Children at Play：An American History，2007）一书中，美国人类学家霍华德·丘达柯夫（Howard Chuda-coff）将20世纪前半叶称为儿童自由玩耍的“黄金时代”。童工时代终结，孩子突然有了大把的自由时间专注于玩耍，他们的玩无所缘起，随性所至，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去发现和创造自己理想中的风景，深深沉醉于自己的想象力之中，比如发现一个树洞、用小石头和树叶造个河边小屋等，而父母对于孩子们的这种想象力和探索欲望往往所知甚少。
但从60年代开始，城市化、家庭收入的增加以及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美国中产阶级父母的育儿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引用普林斯顿社会学家薇薇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的话——孩子作为一种“经济上一文不值，感情上珍贵无比”的存在，父母不惜将所有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完全投入在孩子身上。一方面，学校开始占据孩子越来越多的时间；另一方面，为了创造更安全的环境，各种有组织有纪律的玩耍（如棒球赛、体操课、夏令营）大量取代了无组织无纪律的户外玩耍。
根据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次调查统计，从1979到1999年，孩子每周失去12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包括8个小时的非结构性玩耍时间和户外时间。用于有组织的体育运动的时间增加了一倍，而消极的参观式休闲娱乐的时间增加了5倍，从原来的半个小时增加到3个小时。
这种变化的后果之一是“童年文化”的消失。英国民俗学家彼得与艾奧娜·奧佩（Peter & Iona Opie）在50年代以人类学方法考察世界各地儿童的生活。他们在游乐场编录孩子们通过口述传播的儿歌、童谣、谜语、弹子游戏、跳房子、捉迷藏、过家家之类的游戏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对孩子来说，这些游戏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他们从游戏中学习如何解决争端，制定和打破自己的规则，尊重他人的权利等。他们懂得了朋友可以是善良的，也可以很坏。人生有时候就是不公平的。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将这些游戏纳入自己的生活。但这种文化在一夜之间消失了。70年代，日本摄影师萩野矢庆记在东京街头拍摄儿童玩耍的照片，不得不在1996年放弃，因为曾经充斥大街小巷的玩耍与笑声已经消失了。
《大西洋月刊》去年4月号的封面专题为《被过度保护的孩子》，指出以安全之名的过度保护，已经将独立、冒险和探索精神从孩子们的童年中剥离，然而孩子们实际上并没有变得更安全，尤其是在心理层面——随着孩子自由玩耍时间不断下降，儿童的心理障碍问题（尤其是情感障碍）逐年上升，现在美国儿童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发病率是50年代的5～6倍，15～24岁年轻人的自杀率翻了一番，而15岁以下的孩子的自杀率翻了两番。
另一份令美国人忧心忡忡的调查研究来自威廉玛丽学院教育学教授金庆熙（Kyung Hee Kim，音译）——过去50年来，接受美国K-12义务教育的学生在各个方面的创造力水平都出现明显下降。根据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TTCT）的评分，她的研究显示：“美国孩子的情感表达减少，精力下降，更少讲话或进行口头表达，幽默感和想象力下降，更少标新立异，活泼度和热情程度下降，更少有主见，更不容易将看上去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更少对事物进行整合，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可能性更小。”
中国没有这样做过详细的调查。但可以想象，中国孩子玩的危机恐怕比美国更严重。根据2012年中国儿童中心等机构共同发布的《中国城市儿童户外活动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北京、广州等城市的小学生当中，有超过27%的人每天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相反，有12.45%的儿童平日每天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的时间超过2小时，到寒暑假这一比例激增到61.4%。
作为减少孩子户外玩耍的一种补偿，就给他们买大量的玩具——消费主义是“童年文化”的另一大天敌。现代儿童拥有的玩具数量之多，很难再让他们觉得特别或者珍贵，因为不具备个人意义或重要性，也就很难再让他们产生遐想。更何况，现在的玩具大都是流行文化的衍生品，孩子们不再编说自己的故事，而是模仿电视里的台词和表情。他们不再手拿树枝假扮海盗，而是手握光剑扮演星球大战。玩从一种自发的创造性活动，变成了一种消极的消费行为，而玩具则变成加强社会接纳与自尊心的工具，甚至炫耀的东西，一致性而不是独创性受到鼓励。
玩具制造商最善于利用现代父母的焦虑感。今天的年轻父母从孩子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要面对各种益智玩具的广告轰炸。这跟60年代的一系列实验有关。1962年，一群科学家发现作为宠物养大的老鼠比笼子里养大的老鼠更聪明。在这个实验的基础上，伊利诺伊州的一位心理学家又发现，在一个大笼子里与一群老鼠一起长大，并且拥有许多玩具的老鼠比在贫瘠的、单独的笼子里长大的老鼠要聪明得多。由此，研究者总结在一个“丰富”的环境中长大的动物——对老鼠来说意味着很多玩具——比在贫瘠环境中长大的动物更聪明。
从老鼠推导到人类，似乎很有理由认为，父母把孩子成长的环境布置得更“丰富”，他们未来的智商就会更高。现在，对很多父母来说，“丰富的环境”（enriched environment）的范围已经从玩具扩展到各种早教班、音乐课、书法课，教小孩下棋可以培养他们对问题的分析能力，报名参加团体运动可以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
不幸的是，所谓“丰富环境理论”并不靠谱。在《爱因斯坦不用识字卡：孩子究竟怎样学习以及为什么》一书中，作者凯茜（Kathy Hirsh-Pasek）和罗伯塔（Roberta M. Golinkoff）指出，没有一个孩子的童年可以与笼中的老鼠相提并论。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真正对孩子身心发展最为有益的，其实还是孩子自发的、独立的、非结构性的玩耍，尤其是户外的冒险与玩耍。
但今天的城市儿童多少都患有一点“自然缺乏症”。这是美国作家理查德·卢福在《林中的最后一个孩子》（Last Child in the Woods）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即孩子在电子产品和人工娱乐场所度过的时间太多，与自然亲近的时间则少得可怜。动物园、博物馆、海洋馆等虽然在城市空间里保存了一部分的自然，但毕竟是被展示的玻璃隔开了，孩子们可以看，可以学习，却无法触摸，不能做什么。
▊为什么户外的冒险与玩耍如此重要？
建筑师塞缪尔·尼克森（Samuel Nicholson）曾说：“在任何一个环境中，发明性与创造性的程度，以及探索的可能性直接取决于其中变量的多少与种类。”
自然中“变量”的数量与种类是无穷无尽的：树木、动物、昆虫、水、沙、泥土、山脉、洞穴，这一切都随着时间发生无尽的变化，都是孩子玩耍时最好的材料。德国建筑师君特·贝尔茨克（Günter Beltzig）在40年的人生里设计了上千个游乐场，从纽约、伦敦到波多黎各都有他设计的游乐场，但他却说，如果每个孩子能在野外自由玩耍，他宁可自己所有的游乐场都被夷为平地。
辛格博士向本刊回忆自己小时候的玩耍：“我们住在一个公园边上，公园里有很多像冰川一样的岩石。我和两个好朋友每天都在那里玩。我们每天奔跑着、追逐着、大叫着冲过公园。我们假装自己住在一个城堡里，或者占据了一个堡垒。我们玩好人抓坏人的游戏，有时候是西部牛仔大战印第安人，谁被抓住了就被关起来——划出树的一角就算是‘监狱’了。我们每天都会发现一些新东西，然后拿那些小玩意假装是现实世界里的东西，树枝、树叶、鹅卵石都可以当午餐，找到一根长管子当号角，拿树枝敲着树桩就是战鼓擂动……”厦门儿童感统训练
在辛格博士90年代初写成的《想象之屋：儿童的玩耍与想象力》（The House of Make-believe：Children's Play and the Developing Imagination）一书中，她提出，想象的能力是大部分儿童天然就具备的能力，但有一些元素能进一步促成这种探索的意愿：第一是简单的东西或者道具，以刺激关于冒险的幻想（比如一只宠物可以激发关于一只野兽或者秘密守护者的想象）；第二是玩的空间、时间，必须是开放的、非结构性的；第三，孩子的生命里必须有一个关键的大人以尊重和喜悦鼓励与保护他们的发明。
她说：“我的感觉是，孩子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他们被同样的事情所吸引：爬树、玩水、躲猫猫、他们充满想象力。今天所不同的是，他们有多少时间和空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以及是否有人愿意守护他们玩的天性和权利？”
这是儿童探索馆阳光最充足的一个展厅。初夏正午的阳光从巨大的玻璃天花板直射在一个巨大的攀爬装置上，蜿蜒交错的台阶设计得像一片片巨大的树叶，让人想起魔豆与杰克的故事。但小孩子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三五成群，一边嬉闹一边往上爬，边爬边编一个故事。到了最高点，他们就假装自己是一只昆虫，或者蝴蝶，躲在一片树叶里。
“小虫”还不会攀爬，但一看到水就乐疯了，直奔水台而去。他当然还看不懂那些表现水流运动的科学装置，但这是他第一次可以无拘无束地玩水，仿佛他体内的某种原始能量瞬间被点燃了，只见他挥舞着两只小手，使尽全身力气拍击水面，搞得水花乱溅。旁边几个小小孩受了感染，也开始猛烈拍水，一边笑得前俯后仰。
小孩子身上这种玩的冲动与天性，到底从何而起？而作为成年人的我们，又是自何时失去的呢？我坐在水台边上看着我19个月大的儿子，想着他将来长大，是否也会像今天的我一样，玩心消耗殆尽，直到看到某个孩子玩到如此忘乎所以的笑脸，才意识自己失落了多么珍贵的东西。
在《童年的进化》一书中，埃默里大学的人类学家梅尔文·康纳（Melvin Konner）写道：“玩是一个生物学上的谜团：它耗费大量的能量，经常陷人于危险之地，似乎也没有任何明显的重点、目的或功能，但智商最高的动物——包括灵长类、大象以及头形巨大的鸟类却都是最爱玩的。”
对此，在科学界最受到认可的一种解释是，玩很可能是动物对未来生存技巧的预演，比如年幼的捕食动物（如小狮子）会不断地练习踩踏枯叶，这有助于训练它们的速度和灵活度。而年幼的被捕食动物（如斑马）则经常通过玩捉迷藏训练逃跑和躲藏。也就是说，进化设计了“玩”这种机制来驱动动物大脑的发育，以应付生存和繁殖要面对的种种挑战，一旦它们不再玩耍，大脑也就停止了发育。
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海鞘，一种丑陋的海底生物。在幼年期，它有一条原始的脊索，与身体前端的一些神经节共同构成一个功能性大脑，它就靠这个小小的大脑在海中觅食和避害，但一旦成年，海鞘的身体前端就渐渐长出突起并吸附在船体之类的地方，靠着经过的洋流带来足够的食物，然后它就变成了海洋里的“土豆沙发”，最终将自己的大脑吃掉，只留下一个神经节。虽然像史蒂芬·金写的恐怖故事，却以最极端的方式说明了一个最基本的自然法则：利用或者失去。一种能力一旦不再使用，就会慢慢退化，直至消失。
▊人生的金三角：爱、工作与玩耍
有人问弗洛伊德，怎样才可以过快乐而且有成效的一生，弗洛伊德说：Lieben und Arbeiten（爱与工作）。
心理学家大卫·艾肯（David Elkind）在后面加了一个词，Spielen，也就是“玩”。在他的理论中，“爱”、“工作”（努力）与“玩耍”构成了人生的金三角：一个人成年之后的悲剧，就是将三者分离开，或者三缺一。爱、工作却无玩耍容易身心疲惫，抑郁不欢；爱、玩耍却不工作，则不长进，游戏人生；工作、玩耍而无爱，则生命缺失意义。
但是，在一个人的童年，爱、努力与玩耍却是很自然地交织在一起的。当孩子用蜡笔画一幅画，他们学会了颜色如何混合。当他们用积木搭造出一个城堡，他们理解了结构与稳定性。当他们用小珠子编成一串手链，他们懂得了对称与花样。当他们玩“大富翁”或西洋跳棋时，他们学会的不仅是策略，还包括如何阅读别人的身体语言和语气，并从别人的眼睛中认识自己。当他们玩捉迷藏时，他们学会如何制定、遵守规则和互相尊重。这种自发自在的玩耍（与大人组织的活动，或者寓教于乐的教学不同）是孩子学习和理解周围世界的最基本模式，而且，他们热爱这个过程，从中获得无穷的乐趣。
1936年，瑞士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就提出，玩有助于孩子的认知发展。按照他的理论，孩子是通过玩来理解世界的。婴儿的玩是身体性的，他们用触觉感知世界，什么东西都要塞到嘴里。然后是练习式的玩——一个孩子不断爬上爬下，或者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一个瓶盖。再然后就是“想象游戏”/“假扮游戏”（make believe/pretend play），孩子从现实世界中吸收想法和概念，然后应用到虚构的世界中。对孩子的心智成长而言，这种假扮游戏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玩——通过想象，他们将大大的世界微缩到他们的智力能够掌控的大小。
小猫也会假装打架，但它们不会假装像人一样打架；而人类的孩子却会假装像猫一样打架，他们还会假装自己是公主、王子、海盗或超人。路上随手捡到的一个盒子就可以变成一艘船、一辆汽车、一架宇宙飞船——盒子很可能是一个孩子能得到的最好的玩具，因为它包含了无限的神秘性和想象空间。厦门感统训练馆感觉统合失调矫正机构
按照皮亚杰的观察，“想象游戏”从18个月大就开始了——一个小孩子会拿着勺子假装喂泰迪熊吃饭。这是一个他观察到现实生活中妈妈喂他吃饭这件事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内化这个信息。这时候他已经知道真实与虚构的区别。当他们慢慢长大，有了自己的玩伴，这种游戏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们会编织出不同的情境，扮演不同的角色，并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游戏中发生的冲突。
耶鲁大学心理系儿童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多萝西·辛格（Dorothy Singer）一生专注于研究这种“想象游戏”。她发现，这种游戏玩的越多的孩子，往往语言能力发育更快，社交能力更强，更具有领导能力。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涉及假装与想象游戏有助于孩子们发展一种关键的认知技能——执行性功能。执行性功能有很多不同的元素，核心就是自我管制。具有良好自我管制技能的孩子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克制冲动，遵守纪律。
3岁到5岁的孩子尤其专注于想象的玩。辛格博士认为这是孩子最有魅力的年龄——“他们处于想象力的巅峰，没有禁忌，没有压抑，没有恨意，毫无保留地向世界敞开自己。”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她说：“在我看来，‘玩’就是孩子训练内在的自我，模仿周围的行为，尝试新的事物。成年人常常觉得孩子的‘玩’非常‘孩子气’，显得幼稚可笑，但‘玩’其实是孩子应对未来现实挑战的演习，他们自己做出决定，自己解决问题，他们是强大而有力的。”
加州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艾莉森·高普尼克（著有《摇篮里的科学家》、《宝宝也是哲学家》）认为，孩子自发玩耍的方式与科学家做研究的思维非常相似——观察、假设、推理、实验、求证，由此形成对于周遭世界的因果脉络图，并对其可能性保持足够开放的态度——这是最有效的探索世界是怎么运行的方式。
在研究孩子如何通过玩耍理解周围的环境时，高普尼克提出了“探索”与“利用”的区别——孩子更愿意探索周围的环境，而成年人则倾向于利用周围的环境。“探索”意味着根据现实情况不断提出假设，想象新的可能性；“利用”则意味着要大量依仗过去的知识和经验，以节省时间，少犯错误。比起去一家新餐厅吃饭，去一家你常去的餐厅吃饭更靠谱。她同样认为，这种由玩耍所驱动的探索欲望在四五岁时达到最高值，之后，对于结果的关心会逐渐超过对过程的好奇。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年龄的孩子开始上学了。
按照大卫·艾肯的理论，“工作”（适应外部世界）开始取代“玩”而成为孩子生活中的主要动力——小学低年级儿童（6岁到9岁）学习阅读、书写、算数和计算的技能。虽然语言能力的获取与不断提高将把他们的想象力带向一个新的纬度，比如他们会学会写诗、讲故事、参加戏剧表演，但他们玩耍的天性不可避免要受到学校的压制，毕竟学校是一个成年人主导的环境，强调的是规矩和一致性。
▊玩的危机
在《玩耍的孩子：一部美国史》（Children at Play：An American History，2007）一书中，美国人类学家霍华德·丘达柯夫（Howard Chuda-coff）将20世纪前半叶称为儿童自由玩耍的“黄金时代”。童工时代终结，孩子突然有了大把的自由时间专注于玩耍，他们的玩无所缘起，随性所至，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去发现和创造自己理想中的风景，深深沉醉于自己的想象力之中，比如发现一个树洞、用小石头和树叶造个河边小屋等，而父母对于孩子们的这种想象力和探索欲望往往所知甚少。
但从60年代开始，城市化、家庭收入的增加以及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美国中产阶级父母的育儿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引用普林斯顿社会学家薇薇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的话——孩子作为一种“经济上一文不值，感情上珍贵无比”的存在，父母不惜将所有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完全投入在孩子身上。一方面，学校开始占据孩子越来越多的时间；另一方面，为了创造更安全的环境，各种有组织有纪律的玩耍（如棒球赛、体操课、夏令营）大量取代了无组织无纪律的户外玩耍。
根据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次调查统计，从1979到1999年，孩子每周失去12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包括8个小时的非结构性玩耍时间和户外时间。用于有组织的体育运动的时间增加了一倍，而消极的参观式休闲娱乐的时间增加了5倍，从原来的半个小时增加到3个小时。
这种变化的后果之一是“童年文化”的消失。英国民俗学家彼得与艾奧娜·奧佩（Peter & Iona Opie）在50年代以人类学方法考察世界各地儿童的生活。他们在游乐场编录孩子们通过口述传播的儿歌、童谣、谜语、弹子游戏、跳房子、捉迷藏、过家家之类的游戏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对孩子来说，这些游戏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他们从游戏中学习如何解决争端，制定和打破自己的规则，尊重他人的权利等。他们懂得了朋友可以是善良的，也可以很坏。人生有时候就是不公平的。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将这些游戏纳入自己的生活。但这种文化在一夜之间消失了。70年代，日本摄影师萩野矢庆记在东京街头拍摄儿童玩耍的照片，不得不在1996年放弃，因为曾经充斥大街小巷的玩耍与笑声已经消失了。
《大西洋月刊》去年4月号的封面专题为《被过度保护的孩子》，指出以安全之名的过度保护，已经将独立、冒险和探索精神从孩子们的童年中剥离，然而孩子们实际上并没有变得更安全，尤其是在心理层面——随着孩子自由玩耍时间不断下降，儿童的心理障碍问题（尤其是情感障碍）逐年上升，现在美国儿童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发病率是50年代的5～6倍，15～24岁年轻人的自杀率翻了一番，而15岁以下的孩子的自杀率翻了两番。
另一份令美国人忧心忡忡的调查研究来自威廉玛丽学院教育学教授金庆熙（Kyung Hee Kim，音译）——过去50年来，接受美国K-12义务教育的学生在各个方面的创造力水平都出现明显下降。根据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TTCT）的评分，她的研究显示：“美国孩子的情感表达减少，精力下降，更少讲话或进行口头表达，幽默感和想象力下降，更少标新立异，活泼度和热情程度下降，更少有主见，更不容易将看上去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更少对事物进行整合，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可能性更小。”
中国没有这样做过详细的调查。但可以想象，中国孩子玩的危机恐怕比美国更严重。根据2012年中国儿童中心等机构共同发布的《中国城市儿童户外活动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北京、广州等城市的小学生当中，有超过27%的人每天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相反，有12.45%的儿童平日每天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的时间超过2小时，到寒暑假这一比例激增到61.4%。
作为减少孩子户外玩耍的一种补偿，就给他们买大量的玩具——消费主义是“童年文化”的另一大天敌。现代儿童拥有的玩具数量之多，很难再让他们觉得特别或者珍贵，因为不具备个人意义或重要性，也就很难再让他们产生遐想。更何况，现在的玩具大都是流行文化的衍生品，孩子们不再编说自己的故事，而是模仿电视里的台词和表情。他们不再手拿树枝假扮海盗，而是手握光剑扮演星球大战。玩从一种自发的创造性活动，变成了一种消极的消费行为，而玩具则变成加强社会接纳与自尊心的工具，甚至炫耀的东西，一致性而不是独创性受到鼓励。
玩具制造商最善于利用现代父母的焦虑感。今天的年轻父母从孩子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要面对各种益智玩具的广告轰炸。这跟60年代的一系列实验有关。1962年，一群科学家发现作为宠物养大的老鼠比笼子里养大的老鼠更聪明。在这个实验的基础上，伊利诺伊州的一位心理学家又发现，在一个大笼子里与一群老鼠一起长大，并且拥有许多玩具的老鼠比在贫瘠的、单独的笼子里长大的老鼠要聪明得多。由此，研究者总结在一个“丰富”的环境中长大的动物——对老鼠来说意味着很多玩具——比在贫瘠环境中长大的动物更聪明。
从老鼠推导到人类，似乎很有理由认为，父母把孩子成长的环境布置得更“丰富”，他们未来的智商就会更高。现在，对很多父母来说，“丰富的环境”（enriched environment）的范围已经从玩具扩展到各种早教班、音乐课、书法课，教小孩下棋可以培养他们对问题的分析能力，报名参加团体运动可以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
不幸的是，所谓“丰富环境理论”并不靠谱。在《爱因斯坦不用识字卡：孩子究竟怎样学习以及为什么》一书中，作者凯茜（Kathy Hirsh-Pasek）和罗伯塔（Roberta M. Golinkoff）指出，没有一个孩子的童年可以与笼中的老鼠相提并论。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真正对孩子身心发展最为有益的，其实还是孩子自发的、独立的、非结构性的玩耍，尤其是户外的冒险与玩耍。
但今天的城市儿童多少都患有一点“自然缺乏症”。这是美国作家理查德·卢福在《林中的最后一个孩子》（Last Child in the Woods）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即孩子在电子产品和人工娱乐场所度过的时间太多，与自然亲近的时间则少得可怜。动物园、博物馆、海洋馆等虽然在城市空间里保存了一部分的自然，但毕竟是被展示的玻璃隔开了，孩子们可以看，可以学习，却无法触摸，不能做什么。
▊为什么户外的冒险与玩耍如此重要？
建筑师塞缪尔·尼克森（Samuel Nicholson）曾说：“在任何一个环境中，发明性与创造性的程度，以及探索的可能性直接取决于其中变量的多少与种类。”
自然中“变量”的数量与种类是无穷无尽的：树木、动物、昆虫、水、沙、泥土、山脉、洞穴，这一切都随着时间发生无尽的变化，都是孩子玩耍时最好的材料。德国建筑师君特·贝尔茨克（Günter Beltzig）在40年的人生里设计了上千个游乐场，从纽约、伦敦到波多黎各都有他设计的游乐场，但他却说，如果每个孩子能在野外自由玩耍，他宁可自己所有的游乐场都被夷为平地。
辛格博士向本刊回忆自己小时候的玩耍：“我们住在一个公园边上，公园里有很多像冰川一样的岩石。我和两个好朋友每天都在那里玩。我们每天奔跑着、追逐着、大叫着冲过公园。我们假装自己住在一个城堡里，或者占据了一个堡垒。我们玩好人抓坏人的游戏，有时候是西部牛仔大战印第安人，谁被抓住了就被关起来——划出树的一角就算是‘监狱’了。我们每天都会发现一些新东西，然后拿那些小玩意假装是现实世界里的东西，树枝、树叶、鹅卵石都可以当午餐，找到一根长管子当号角，拿树枝敲着树桩就是战鼓擂动……”厦门儿童感统训练
在辛格博士90年代初写成的《想象之屋：儿童的玩耍与想象力》（The House of Make-believe：Children's Play and the Developing Imagination）一书中，她提出，想象的能力是大部分儿童天然就具备的能力，但有一些元素能进一步促成这种探索的意愿：第一是简单的东西或者道具，以刺激关于冒险的幻想（比如一只宠物可以激发关于一只野兽或者秘密守护者的想象）；第二是玩的空间、时间，必须是开放的、非结构性的；第三，孩子的生命里必须有一个关键的大人以尊重和喜悦鼓励与保护他们的发明。
她说：“我的感觉是，孩子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他们被同样的事情所吸引：爬树、玩水、躲猫猫、他们充满想象力。今天所不同的是，他们有多少时间和空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以及是否有人愿意守护他们玩的天性和权利？”
